西周初年，武庚之乱被平定之后，成王为稳定东土的殷移民和当地土著,巩固周
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，将现在的北京房山一带分封给位列三公的太保召公奭，但
由于地位的特殊性，召公不可能亲自就封，于是以元子克就封，是为第一代燕侯，都城
就在琉璃河遗址的董家林古城。古城南邻圣水，北依燕山地区，防御性能很好，而且燕
地富庶，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周人、殷商遗民和当地的土著在这里杂居，随着时间
的推移，周文化逐渐成为主流，商文化因素和当地土著的文化因素都逐渐被融合。琉璃
河燕都也成为集都城、墓葬区、居住区于一体，有着统一、明确规划的诸侯级都城。第
一代燕侯去世之后也被埋葬在城东南的墓葬区。
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，南部大石河的水患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，逐渐影
响到都城的安全。西周早期以晚或中期，河水泛滥问题迫使燕侯决定迁都，琉璃河由政
治中心降为了普通的居民聚集区。新都城的所在可能就在今天河北满城县的要庄一带。
无论是城市选址还是功能布局，这里都与董家林呈现出相似性。首先，要庄北临漕河，
不但解决了城内的居民用水问题，而且防御功能也很突出。同时又地处平坦的高台地，
避免了像董家林古城一样面临河水侵蚀的问题。与董家林古城一样，城址的东南部都是
墓葬区，由于未经系统发掘，我们无从判断墓葬区的规模，但从出土的列鼎来看，这里
也曾埋葬过等级较高的人物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庄遗址等级的不一般。不可否认的
是，这里距离燕国初封地较远，不利于燕国对于北方燕山一带的控制，因此这次迁都并
非长久之计，从燕国的政治、军事需要来看，都城还是要回到现在的北京一带。这也是
燕国都城在西周末期或春秋早期再次进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进入春秋之后，燕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北方戎狄势力。他们以牧业为生，善攻
战，好夺掠，史籍记载山戎、东胡民族在对燕国边境的侵扰中“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
不羞遁走”[3],国力较弱的燕国疲于应付。燕桓侯之子庄公在位时期，山戎势力不断
侵袭，燕庄公二十七年(公元前664),“山戎来侵我，齐桓公救燕，遂北伐山戎而
还”。在此之前，无力对抗山戎的燕桓侯可能就已经将都城迁至临易，因此古贤古城才
会紧邻古易水，并在西北建立晾马台、南阳两处高台进行防御。庄公即位之后临易城也
逐渐受到威胁，倘若连临易城都不保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的齐国，因此齐桓公才会不
遗余力的出兵救燕，将山戎势力一直驱赶到孤竹(今河北卢龙)而还。既然国家得以保
全，与齐国也开始了密切的往来，燕庄公也就没有继续在临易避难的必要了，于是将都
城又迁回原处。易都却没有就此没落，而是逐渐发展起来，成为燕国南陲的一个重要城
邑。直到燕国被灭，秦一统天下，易都才逐渐废弃。古城东墙在古易水的冲蚀下逐渐坍
圮，淡出了世人的视线。
需要指出的是燕国都城并非是从要庄直接徙都临易的，因为要庄与临易相距不
远，迁都临易又是由于山戎的南侵，所以不可能直接从要庄迁往临易，那根本起不到避
祸的作用。燕国迁都临易应是从北方被迫南迁的。燕桓侯徙都临易之前的都城在何处
呢?《史记·周本纪》曰“封召公奭于燕”,张守节《正义》云：“周封以五等之爵，
蓟、燕二国俱武王立，因燕山、蓟丘为名，其地足自立国。蓟微燕盛，乃并蓟居之，蓟
名遂绝焉。”西周初封之时，燕、蓟同为封国，但蓟只是“褒封”,燕则是周王室出于
政治、军事考虑而分封，因此燕的实力显然明显强于蓟。随着周人势力在燕地的日益强
大，蓟逐步被纳入燕的统治体系内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。燕“并蓟居之”的方式可能是
军事上的战争行动，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同化作用。因此，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，在吞
并了蓟之后，燕占据了整个燕山以南地区。燕国都城从要庄迁出后应当是迁回了北方，
最大的可能就是蓟所在的北京地区了。庄公时期，齐国将山戎势力驱逐到孤竹、令支之
后，燕国又将都城迁回蓟城。直到战国中后期武阳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下都之前，蓟城
都是燕国的政治中心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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