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山国是白狄族的一支鲜虞建立的国家,北方民族烙印深刻其中。中山王墓和灵寿都城出土的众多器物,如便于携带的提链铜器、模仿盛水皮囊形象的扁壶、实用炊具铜?等等,都使人对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的游牧特色印象深刻。《史记》中又有“中山地薄人众”的记载,使人对这个戎狄小国的农业生产状况不敢高估。因此,中山国经济结构中的“农”与“牧“,成为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。中山国的游牧经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应该是比较发达的。但这种发达仅仅是和战国中期比较而言,即使在早期中山国,游牧经济也只局限在西北部低山丘陵地区。到了战国中期,在中原各国经济影响和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下,中山国游牧经济逐渐走向了消亡。
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记载了李疵评价中山国之言“举士,则民务名不存本; 朝贤,则耕者惰而战士懦”。民不务本和“耕者惰”反映出中山国后期农业生产的衰败。农业经济的凋敝削弱了中山国的经济基础,使之迅速走向灭亡,这也反证了农业乃中山国的经济命脉和立国之本这个事实。
总之,鲜虞中山的 “农”是其经济基础。战国中期的中山国和中原诸国一样成为典型的农业国家。鲜虞中山的“牧”,既有属于大农业之畜牧,又有区别于农业之游牧。从时间上看,游牧经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比较发达,但战国中期以后逐渐消亡; 从空间上看,游牧经济也只局限在西北部低山丘陵地区。